西部航空推出“随心改”权益 助旅客自由改期

[22]因此，国家监察机关在监察执纪的过程中，也应当既遵守全国性的监察类法律法规，也符合特别行政区本地的法律标准。

如果公安机关作出罚款500元的行政决定，应推定公安机关无恶意。对此，不妨以行政处罚法为基础，综合借鉴禁止恣意原则下的裁量逾越规则和上诉不加刑原则，构建限制行政机关加重罚款的一般法理。

基于司法与行政的分工，司法审查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司法不能耗尽行政的裁量空间，司法权不能演变为利维坦式的太上行政权。[32]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37条第1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法院可以作出变更判决，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一定要作出变更判决，其也可以作出撤销判决或者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那么，人民法院在何种情形下适宜作出变更判决？在何种情形下适宜作出撤销判决或者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如前文所述，人民法院作出变更判决是司法对行政的超强干预，必须用紧绷的法教义学之网对其加以约束。（2）比较罚款幅度的上限，由于100万元大于80万元，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符合择一重罚的要求。

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33]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追逐、拦截他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13] 现有理论争议的焦点在于：电话号码、通讯记录、通话详单、移动通信中产生的IP地址、 GPS信息、移动基站定位信息等电子通信元数据是否落入，又何以落入通信秘密保护范围？[14]对这一理论争点的研究在为部门法实践提供合宪性指引[15]，推动基本权利理论精细化研究。

一次完整的通信活动既包括通信内容信息，也包括何时、何地、与何人、用何种方式进行通信等通信状态信息，这些通信状态信息产生于特定通信活动之中，是特定通信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例如，参与现行宪法制定的肖蔚云教授指出：我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这一包括公民的来往书信、电话、电报在内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与公民宪法上所保护的通信状态无关的电子通信元数据则依其性质属于落入推导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或隐私权的保护范围。[2]1982年在修宪讨论时，班禅委员提出，现代技术发达，电话窃听等是否包括？彭真说，这里只讲通信，其他另谈吧。

王锴：《合宪性审查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人大研究》2020年第7期。同时，犯的词义本身包含了非法性的内涵，例如犯人犯罪犯法等表述。

在中国政法实践中，人民来信并非一种普通的纠纷解决渠道，而是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意味和政治功能。因此，从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维度，也可以证明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不仅包括通信内容，也包括通信状态。一方面，电子通信元数据样态繁杂，对公民通信状态信息的记载方式和记录深度远超出传统邮政通信中产生的元数据，这决定了电子通信元数据的个体属性。[4]在电子通信、数字通信发展初期，此种对于通信秘密保护范围的扩张解释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文本与实践的鸿沟。

[6]还有学者主张通信状态秘密说，作为落实《宪法》第40条的重要基本法律——《邮政法》——在1985年起草时，主要起草人刘造时持该见解。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因为国家安全和刑事犯罪的需要，对公民的通信进行检查时，宪法明确规定必须依据法定的程序。所谓特定性，是指受到通信秘密保护的信息需要来源于特定的通信活动，而通信过程中使用的一般化的个人信息，即个人姓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话号码等信息不属于通论通信秘密的宪法保障信秘密的保护范围，例如邮政通信中的信封以及通讯记录上记载的孤立的个人信息。在公民私人精神领域，通信状态信息所包含的观念和思考以及对于促进人的自我实现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通信内容。

大数据时代，公共性价值决定了公权力主体大量采集、储存和分析公民电子通信元数据的必要性。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通信秘密的规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通信秘密的立法形成空间和限制通信秘密的合宪性事由等问题。

[33]检查之外无限制的问题在于将侵犯与一般的基本权利限制方式等同。包括用于跟踪和确定通信来源和目的地的数据，提供电子通信服务时产生的设备位置数据，以及通信的日期、时间、持续时间和类型。

[1]基于宪法史进行考察，宪法上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仅及于信件而不包括其他通信手段。但这些电子通信元数据并未服务于任何实质性的通信活动，不具备通信中思想和观念的要素，只是单纯的通信网络的链接，故而也不应纳入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②利用电波、光波等传送信息，旧为通讯。只有通过立法对通信秘密具体化，具体形成了通信秘密的内涵，才有通信秘密限制，即法律保留层面的问题。描述性电子论通信秘密的宪法保障通信元数据有利于通信双方被发现和识别，通常包含电话号码、用户资料、电子邮箱地址、网络服务器接入点以及辨识通信终端所产生的数据。[36]张翔教授对通信权的研究也指出：制宪者希望给予最为严格标准保护的只是通信内容，而所谓的检查通信就是指获取通信的具体内容信息。

1982年4月，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形成了《宪法论通信秘密的宪法保障修改草案（修改稿）》，将原《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中的通讯秘密改为了通信秘密，也暗含通信权保护范围不包括电话、电报等电讯手段。程雷：《大数据侦查的法律控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可以看出，保障通信法制，尤其是保障通信秘密是现行宪法的重要的制度前鉴。同理，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办理关于国家安全和刑事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或监察委员会在办理涉嫌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如果仅需调取公民通信记录等电子通信元数据，而无涉通信内容以及行踪类管理性电子通信元数据，则无关乎宪法加重法律保留事项，不必采取技术侦查或技术调查措施。

对侵犯规范内涵的正确理解有助于宪法学界正确厘清《宪法》第40条的规范结构。不满足交互性和特定性特征的通信状态信息可能落入个人信息受保护权、隐私权等其他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

从通信状态的特定性出发，描述性电子通信元数据不属于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国家机关可以依法采集通讯记录，推而广之意味着国家机关可以依法采集、使用除涉及通信秘密核心领域以外的电子通信元数据。[41]制宪者不是在一个无知之幕的背后起草宪法文本，公民通信手段逐渐多样，电信网络加速建设等社会背景不可避免地会作为制宪者起草《宪法》第40条时的前理解。有学者主张通信内容秘密说：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仅为通信内容。

[7] 学术讨论的含混不清使得实务中对非通信内容信息的宪法保护问题的回应值得推敲。参见杜强强：《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不属于宪法上的通信检查》，载《法学》2019年第12期。

[26]在将妥善处理人民群众来信作为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等政治任务来抓的背景下，确保人民来信的情况不被泄露，防止人民群众因为来信被打击报复，是制定宪法时不得不考虑的时代背景。此外，不可忽视与《宪法》同时交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另一份重要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指出：邮电通信是当前国民经济的一个突出薄弱环节……大力提高邮电通信能力和效率，以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

参见周伟：《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问题》，载《法学》2006年第6期。1967年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公安六条》）第2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但笔者对杜文得出这一观点的论证过程持保留态度。四、通信秘密的规范结构 部分结构性和管理性电子通信元数据落入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践和理论的争议。参见周臣孚、鹿荫棠编：《邮政法释疑》，人民邮电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8页。所谓交互性，是指通信必须存在两人及以上的双方或多方主体，例如甲将某信息从其微信客户端发送至其电子邮箱中的行为由于缺乏双方或多方主体的互通，不满足交互性的特征，不属于宪法上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

[46]有学者对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的用法提出质疑，认为这一规范在内容、主体和程序层面都不符合立法明确性原则。首先，通信秘密的种类和范围有待立法形成。

[51]然而，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行踪类结构性电子通信元数据往往是公民接受平台经济服务的过程中必须提供的一类数据，这就导致这类电子通信元数据尽管在公民和国家的关系层面受到高强度保护，但在公民、国家和私主体的三方关系中，受到的保护力度较弱。[9]王锴教授关注到通讯记录、通话详单与通信内容在性质上的显著差异：手机通讯记录中只有通话的时间、时长、号码，并不涉及通话的内容，是否受宪法第四十条中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仍然需要明确。

例如，在恋人之间长时间、高频次通话的场景下，对通信双方而言，形式可能重于不痛不痒的通信内容。[12]Bryce Clayton Newell, The Massive Metadata Machine: Liberty, Power, and Secret Mass Surveillance in the U.S.and Europe,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10, P.487-488(2014). [13]民商法学界和诉讼法学界围绕电子通信元数据相关法律问题的已有部分学术积累，相关学术成果可参见周汉华：《论互联网法》，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